很多年前也曾看過一些論文，表示就考據的觀點來看，北傳的四阿含，比起南傳的五尼柯耶，轉手的次數較少，自然可能也更原始些。不過那時也忘了將出處記下。這二天剛好見到一篇討論有提到相關的背景，轉貼如
下，不知道網友有沒有對這方面有研究的，可分享進一步的資訊？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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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音是南傳上座部巴利語系佛教的一位傑出的著述家，約為五世紀前半前人，出生於北印度菩提伽耶附近的婆羅門族，在菩提伽耶一座僧訶羅人建造的寺院出家，於摩訶那摩王時（410 ~432） 去僧訶羅首都阿努拉達補拉，住在大寺，專研巴利三藏和僧訶羅文的注疏，並用巴利文著述了很多書。
原來古代僧伽羅僧人，曾用僧伽羅文寫了不少注疏，因為其他上座部佛教流行的國家不懂僧伽羅文，所以這些注疏──主要是大寺的作品，"都被偉大的注釋家覺音以律藏和經藏中各種典籍的注疏形式譯成了巴利文"（《錫蘭簡明史》122 頁）。
覺音依據大寺派的傳統思想理論，對巴利三藏聖典都寫了重要的注釋，並寫了一部著名的《清淨道論》，系統地論述三藏和義疏的精要。他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長期流傳是有很大影響的。
所以，法顯當時拿到的底本，它的文字不無可能是「僧伽羅文」，而不是多經過一道翻譯的「巴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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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四阿含與五尼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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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Chiou
- 文章: 57
- 註冊時間: 2008-12-2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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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更完整的資訊，提供作參考，還請仁人智士多提供相關史料：
關於「漢譯《雜阿含》」與「南傳相應部」的關係，一些討論，摘要如下：
* 《佛光大辭典》說：
- 關於雜阿含之傳承部屬，據法華經玄贊卷一本、大乘法苑義林章卷四末、華嚴經疏鈔玄談卷八等所舉，四阿含均為大眾部所傳；然俱舍論稽古卷上舉出，雜阿含、中阿含為說一切有部（薩婆多部）所傳；印順則認為漢譯雜阿含為說一切有部所傳，巴利文相應部為赤銅鍱部所傳，別譯雜阿含經則近於飲光部所傳。
- 據日本學者赤沼智善之「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載，南傳相應部與北傳漢譯雜阿含經二者間，不僅所收經之存闕不一，且所說之義理相違之處亦不少。
又對於「漢譯《雜阿含》」的翻譯經過，一些討論如下：
*《歷代三寶紀》卷10：「雜阿含經五十卷(於瓦官寺譯。法顯[5]齎來。見道慧宋齊錄)」(CBETA, T49, no. 2034, p. 91, a24)
* 《開元釋教錄》卷5：「雜阿含經五十卷(於瓦官寺譯梵本法顯齎來高僧傳云祇洹寺出見道[＊]慧宋齊錄及僧祐錄)」(CBETA, T55, no. 2154, p. 528, a23-24) [＊7-18]慧＝惠【宋】＊。
底本是法顯帶回來的。從哪裡帶回來呢？
* 於隆安三年（399）離長安，西渡流沙，越蔥嶺，往天竺求法，時年六十頃。前後凡十餘年，經三十餘國，攜回許多梵本佛經。其路程經長安、敦煌、于闐到中印度，遍歷佛蹟後，三年學於華氏城，二年學於恆河下游加爾各答附近，後至錫蘭二年，經由蘇門答臘，於義熙九年（413）歸國。其間所學，有律、長阿含、雜阿含、涅槃經等。
* 錫蘭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和中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很早就有一種特殊關係：約在410 年，我國的法顯訪問師子國，在無畏山住了兩年，他的游記描繪了當時錫蘭首都、民情和佛教的盛況，為後人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也為錫蘭的歷史和佛教增了光，很受錫蘭人民崇敬。約在434 年，有師子國鐵索羅等兩批比丘尼先後到達中國當時南方宋都建康（南京），為慧果等三百餘人授比丘尼戒，在中國建立比丘尼僧團。中國比丘尼於二眾中受戒，是從慧果開始的。比丘尼僧團在錫蘭傳承了一千多年，約在十一世紀而絕跡，此後，南傳上座部盛行的國家，至今仍未恢復起合格的比丘尼僧團。覺音於五世紀前期在錫蘭用巴利文寫的《善見律毗婆沙》，約在五世紀後期，便傳入中國，並被譯為漢文流通。當時在中國流傳"眾聖點記"的佛滅年代說，也是隨著這部書傳進來的。
覺音是南傳上座部巴利語系佛教的一位傑出的著述家，約為五世紀前半前人，出生於北印度菩提伽耶附近的婆羅門族，在菩提伽耶一座僧訶羅人建造的寺院出家，於摩訶那摩王時（410 ~432） 去僧訶羅首都阿努拉達補拉，住在大寺，專研巴利三藏和僧訶羅文的注疏，並用巴利文著述了很多書。原來古代僧伽羅僧人，曾用僧伽羅文寫了不少注疏，因為其他上座部佛教流行的國家不懂僧伽羅文，所以這些注疏──主要是大寺的作品，"都被偉大的注釋家覺音以律藏和經藏中各種典籍的注疏形式譯成了巴利文"（《錫蘭簡明史》122 頁）。覺音依據大寺派的傳統思想理論，對巴利三藏聖典都寫了重要的注釋，並寫了一部著名的《清淨道論》，系統地論述三藏和義疏的精要。他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長期流傳是有很大影響的。
所以，法顯當時拿到的底本，它的文字不無可能是「僧伽羅文」，而不是經過一道翻譯的「巴利文」。
感謝 maha 的提供資訊。
關於「漢譯《雜阿含》」與「南傳相應部」的關係，一些討論，摘要如下：
* 《佛光大辭典》說：
- 關於雜阿含之傳承部屬，據法華經玄贊卷一本、大乘法苑義林章卷四末、華嚴經疏鈔玄談卷八等所舉，四阿含均為大眾部所傳；然俱舍論稽古卷上舉出，雜阿含、中阿含為說一切有部（薩婆多部）所傳；印順則認為漢譯雜阿含為說一切有部所傳，巴利文相應部為赤銅鍱部所傳，別譯雜阿含經則近於飲光部所傳。
- 據日本學者赤沼智善之「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載，南傳相應部與北傳漢譯雜阿含經二者間，不僅所收經之存闕不一，且所說之義理相違之處亦不少。
又對於「漢譯《雜阿含》」的翻譯經過，一些討論如下：
*《歷代三寶紀》卷10：「雜阿含經五十卷(於瓦官寺譯。法顯[5]齎來。見道慧宋齊錄)」(CBETA, T49, no. 2034, p. 91, a24)
* 《開元釋教錄》卷5：「雜阿含經五十卷(於瓦官寺譯梵本法顯齎來高僧傳云祇洹寺出見道[＊]慧宋齊錄及僧祐錄)」(CBETA, T55, no. 2154, p. 528, a23-24) [＊7-18]慧＝惠【宋】＊。
底本是法顯帶回來的。從哪裡帶回來呢？
* 於隆安三年（399）離長安，西渡流沙，越蔥嶺，往天竺求法，時年六十頃。前後凡十餘年，經三十餘國，攜回許多梵本佛經。其路程經長安、敦煌、于闐到中印度，遍歷佛蹟後，三年學於華氏城，二年學於恆河下游加爾各答附近，後至錫蘭二年，經由蘇門答臘，於義熙九年（413）歸國。其間所學，有律、長阿含、雜阿含、涅槃經等。
* 錫蘭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和中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很早就有一種特殊關係：約在410 年，我國的法顯訪問師子國，在無畏山住了兩年，他的游記描繪了當時錫蘭首都、民情和佛教的盛況，為後人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也為錫蘭的歷史和佛教增了光，很受錫蘭人民崇敬。約在434 年，有師子國鐵索羅等兩批比丘尼先後到達中國當時南方宋都建康（南京），為慧果等三百餘人授比丘尼戒，在中國建立比丘尼僧團。中國比丘尼於二眾中受戒，是從慧果開始的。比丘尼僧團在錫蘭傳承了一千多年，約在十一世紀而絕跡，此後，南傳上座部盛行的國家，至今仍未恢復起合格的比丘尼僧團。覺音於五世紀前期在錫蘭用巴利文寫的《善見律毗婆沙》，約在五世紀後期，便傳入中國，並被譯為漢文流通。當時在中國流傳"眾聖點記"的佛滅年代說，也是隨著這部書傳進來的。
覺音是南傳上座部巴利語系佛教的一位傑出的著述家，約為五世紀前半前人，出生於北印度菩提伽耶附近的婆羅門族，在菩提伽耶一座僧訶羅人建造的寺院出家，於摩訶那摩王時（410 ~432） 去僧訶羅首都阿努拉達補拉，住在大寺，專研巴利三藏和僧訶羅文的注疏，並用巴利文著述了很多書。原來古代僧伽羅僧人，曾用僧伽羅文寫了不少注疏，因為其他上座部佛教流行的國家不懂僧伽羅文，所以這些注疏──主要是大寺的作品，"都被偉大的注釋家覺音以律藏和經藏中各種典籍的注疏形式譯成了巴利文"（《錫蘭簡明史》122 頁）。覺音依據大寺派的傳統思想理論，對巴利三藏聖典都寫了重要的注釋，並寫了一部著名的《清淨道論》，系統地論述三藏和義疏的精要。他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長期流傳是有很大影響的。
所以，法顯當時拿到的底本，它的文字不無可能是「僧伽羅文」，而不是經過一道翻譯的「巴利文」。
感謝 maha 的提供資訊。